http://www.udn.com/2007/3/8/NEWS/READING/X5/3751543.shtml
當代小說特區》蘋果
【聯合報／李家同】 2007.03.08 03:44 am
圖／曹俊彥
張爺爺是我們全家的最愛，他是我同事老張的爸爸。我們之所以喜歡張爺爺，是因為他住在鄉下，而且有一個很大的園子，小孩子喜歡去，可以在那個大園子裡玩。
張爺爺的園子裡有一棵好大的蘋果樹，每年蘋果樹會開花，在一個大園子裡看一株開滿白花的大樹，誰都會喜歡。因此老張在每年蘋果樹開花的時候，會邀請我們全家去賞花。當然囉！等到蘋果成熟時，老張會再找我們去一次。張爺爺的蘋果是不賣的，我們要多少，就拿多少。每次去了回來，辦公室的人都可以拿到好多美味的蘋果。
上一次蘋果成熟季，我們又去張爺爺的家了。大人在採蘋果，小孩子互相追逐，瘋成一團，張爺爺坐在園子裡的一張椅子上，看著我們，顯得很高興。老張的小兒子那個時候很喜歡打壘球，他拿了一顆大蘋果，忽然將蘋果想成了壘球，好大聲地叫了一聲：「爺爺，看球！」然後將蘋果向張爺爺丟了過去。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動作，任何一個小男孩都會向他爺爺做的動作，沒想到，張爺爺忽然臉色大變，一副驚慌失措的表情。他好像很想躲避那顆蘋果，但他老了，動作已不敏捷，躲也躲不掉，竟然昏了過去。
張爺爺很快就醒了過來，他一再安慰那闖禍的孫子，這個頑童看到爺爺昏了過去，嚇得大哭。張爺爺看到大家慌作一團，感到很不好意思，張奶奶倒了一杯熱茶給他，他叫大家坐下來，聽他講故事。
張爺爺說他是農家出身，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又開始了剿匪的戰爭，需要很多兵力。張爺爺就是在田裡做工的時候，被路過的軍人抓去當兵的。沒有多久，他的部隊打敗了，他搖身一變，變成了人民解放軍。他發現人民解放軍待遇不錯，而且也不打仗了，反而日子很好過。
沒有想到的是，韓戰爆發了，整個大陸忽然多了一個口號叫作「抗美援朝」，抗美當然是指打倒美國帝國主義，援朝是指援助朝鮮。毛澤東要派兵進入韓國，但他不願以政府的名義派兵過去，於是一夜之間，張爺爺的部隊就變成了志願軍，越過邊境到了韓國。
進入韓國以前，張爺爺的部隊給了每位志願兵三天的乾糧，也警告他們要省著吃，不到餓得吃不消，絕對不要吃，暗示他們，志願部隊是沒有什麼補給的。張爺爺進入韓國，不到一周，乾糧就一點都不剩了，這些志願軍在田裡看到任何能吃的東西就吃，地瓜是大家吃得最多的，至於水，就喝河水。
有一天，張爺爺和幾位弟兄在一座村莊看到了一戶農舍，農舍裡只有一位中年農婦。他們比手劃腳地向她要點東西吃，那位農婦終於搞懂了，她領大家去一大片蘋果園，樹上全是蘋果，這些餓得發昏的志願兵大吃蘋果。這個消息傳開以後，蘋果樹上一粒蘋果都不剩了。
一直到現在，張爺爺都對那位婦人有說不完的內疚，他說她一定是靠那些蘋果維生的。現在大家吃光了她的蘋果，她怎麼辦呢？其實，他又想，只要她能在那場戰爭中活過來，大概就可以繼續活下去。問題是：這位心地善良的救命恩人能活過這場慘烈的戰爭嗎？
張爺爺講到這裡，忽然問我們一個問題：你們有沒有在電影上看過阿兵哥吃東西的鏡頭？我們誰都看過外國的戰爭電影，習慣於那些勇士們如何的英勇，但的確沒有看過小兵吃飯。經過張爺爺的一番話，我忽然想起來，打起仗來，補給當然是送不到最前線的，看來，與其說「英勇」的士兵，還不如說「飢餓」的士兵，來得貼切。
也就是因為那些蘋果救了張爺爺一條命，他親自在他的園子裡種了那棵蘋果樹。
為什麼張爺爺怕那顆丟過來的蘋果呢？話說戰爭進行到最後，終於有一天，張爺爺的部隊和對方短兵相接。張爺爺有一個親如手足的弟兄，就在那最後一場戰鬥中，張爺爺忽然聽到一聲悽慘的叫聲，是他的好朋友叫的，張爺爺發現他血流滿面，而且顯然地，他的眼睛瞎掉了。當時砲火非常熾烈，張爺爺絲毫不能分身去救他。說時遲，那時快，一只手榴彈遠遠地向他們飛來，大家都看到了手榴彈的到來，唯有他的好朋友沒有。他站著，其他人都已躲進了壕溝，結果可想而知。他的好朋友被炸成了好幾片，尤其可怕的是，他的一條手臂落到了張爺爺的身邊。
我們都聽懂了，對張爺爺而言，手榴彈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他孫子丟過來的是一顆蘋果，可是這使張爺爺想起了手榴彈，難怪他昏倒了。
張爺爺告訴我們，他很快變成美軍俘虜。李承晚總統突然釋俘的舉止，使得張爺爺又變成了反共義士，來到台灣，因為他已受過傷，很快就退伍，做了一所小學的工友。結了婚，孩子也爭氣，只是有時免不了會回想起往事。前年，他和張奶奶回到東北去遊玩，曾經走到了中國大陸和北韓的交界處，可是無法進去。如果他能進去的話，很想進去看看那座蘋果園，更想向那位救命恩人表示謝意。
有一天，老張告訴我，他父親去世了，顯然是心臟病突發，可以說沒有經歷什麼痛苦。但老張有點納悶，為什麼身體一直很健朗的父親，會突然去世呢？
我問他張爺爺過世前在做什麼，他說他吃過了早餐，在一張沙發上看報。我問他去世的日子是哪一天，老張告訴了我。我和老張一起到附近的圖書館找當天的報紙來看。
我們找到答案了。張爺爺去世的那一天，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都是同樣的：北韓試爆核彈。對於我們台灣絕大多數人而言，這則新聞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可是對於張爺爺，他感覺到北韓可能要打仗了。如果戰爭發生，他知道北韓的那些善良的老百姓又要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張爺爺的心臟受不了這個大打擊的。
我和老張都沒有打過仗，我們總以為戰爭結束了，人們就可以走出戰爭的陰影。但是，張爺爺看來始終沒能甩掉韓戰陰影。沒有想到，他竟然仍是死於韓戰。
【2007/03/0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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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篇文章
突然想到昨天在誠品看到的最近出版的...小說
德語課
在易北河的一座孤島上，少年西吉被關在感化院的單人囚室裡罰寫作文，題目是〈履行職責的歡樂〉。這個題目讓西吉回憶起父親（德國最北邊一個偏僻小農村的警察）盡忠職守、履行職責的一段往事。
二次大戰期間，他的父親受命監控一位世界知名畫家的言行，並禁止他作畫。儘管這位畫家是他們親近的好朋友、曾經救過他父親的性命，但他父親仍然選擇盡忠職守，甚至還要當時才十歲的西吉也幫忙監視畫家，但西吉同情這位畫家，主動把這些畫藏起來。戰後，對於畫家的禁令都解除了，但他父親仍堅持繼續監視畫家。
警察父親的偏執，使西吉得了恐懼症，而他偷藏畫作的行為，也終於被父親發現，把他當作難以管教的少年犯送進感化院。西吉在感化院中，不斷回憶起往事，作文越寫越多，甚至不願跨出囚室。他希望能一直寫下去，繼續體會履行職責的快樂……
藍茨在書中鋪陳出一段宛如成長小說的心路歷程，審視瘋狂時代中被扭曲的人性、對立的父子關係，並分析批判了長久以來被視為德意志最高品質的「履行職責」思想。《德語課》是藍茨的成名作，名列世界50大小說，也是德國中學生的指定讀物、每本德國文學史認定必讀的經典。
導讀
職責與罪惡感的矛盾◎臺大外文系教授鄭芳雄
德國小說家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 1926-) 的代表作《德語課》(Deutschstunde)，屬於德國「戰後文學」（或稱「廢墟文學」Trummerliteratur）的經典之作，一九六八年出版後就成為暢銷書，其文學寫實對納粹德國社會心態的刻畫與批判，一時造成轟動，在德國受到讀者青睞的程度，凌駕葛拉斯的《錫鼓》，它的知名度甚至直追托瑪斯．曼的《布登布魯克家族》，及作者本人所崇拜的海明威大作《老人與海》，儼然成為現代德國文學的新古典。
由於這本書具有宣揚道德勇氣的教育意涵：其主題闡揚以道德情感對抗虛偽的理性（即對上級的盲目服從），描寫畫家基於藝術的良心職責，杯葛泯滅人性的專制命令，唾棄警察非理性地執行暴力政權所賦予的職責。因此，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這部小說經常被列為德國高級中學高年級的國文教材，影響所及，大幅提昇作者藍茨的文壇地位。
藍茨這位具有高度社會正義感和道德形象的作家，出身於東普魯士的馬祖里（Masuren，座落於現今的波蘭），政治意識型態與德、波混血的小說家葛拉斯一樣， 同屬於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化路線， 兩人都支持民社黨(SPD) 的德國政府於七十年代初所推行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而兩人也都隨著德國代表團，同赴華沙，促成德波邊界協定。
當時的《德語課》一書已發表，藍茨在文壇的聲望甚高，其個性沉默忠厚，行事和寫作風格，與在政壇到處幫民社黨助講、到處批評得罪右派保守勢力的激進派作家葛拉斯迥然不同，前者的小說世界裡，也沒有後者小說人物的怪癖、誨淫誨色、怪異隱喻、辛辣諷刺的特性。《德語課》一書沒有像藍茨這樣一個傳統作家的風範是寫不出來的。「傳統」這個字眼在現代社會固然已遭貶抑，但經由藍茨的堅持，卻具有身處後納粹社會撥亂反正的正面意涵。尤其在六、七十年
代學運方熾，在舉國學生批判納粹右翼復活的社會背景下，傳統價值觀有待釐清。
小說敘述者西吉被要求申論的作文題：〈履行職責的歡樂〉，這個「職責」（Pflicht ，又譯「義務」）概念原溯自康德的道德自律的「絕對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古典詩人席勒將之擴充為道德情感「對職責的喜悅」(Neigung zur Pflicht) 之倫理觀。經由黑格爾「國家哲學」的引申，以及普魯士提倡奉公守法之軍紀，導致納粹軍國主義濫權，扭曲「職責」的概念，要求國民對國家命令絕對服從。小說作者藍茨反納粹之道而行，將「職責」歸復到傳統「道德職責」的
本義。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兩位個性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畫家南森與故事裡第一人稱敘述者西吉的父親嚴斯，他們既是同鄉又是童年遊伴。已經成名的畫家南森，是位樂善好施、知恩圖報的人，他不但收養外鄉的孩子，也長年照顧當年對他有恩，而今落魄的畫家布斯貝克博士，甚至對嚴斯的子女也視如己出。嚴斯的大兒子在戰時自殘、從軍醫院逃出時，畫家幫助他藏匿，但後來當他落到親生父親嚴斯手中時，卻被冷酷無情地直接送回軍中。畫家與嚴斯小兒子西吉更像是一
對忘年之交。
嚴斯則是一個不講情面，只知服從上級命令之基層警察，他是德國最北端小鎮的警察哨哨長，出門執行勤務時一定先一絲不苟地打點身上所配戴的警察裝備。少年時期，南森曾經救起幾乎溺斃的嚴斯。可能就是因為這段往事，嚴斯總覺得在南森面前矮了一截，但他認為不能一輩子欠南森的恩情，「帳總有算清的時候。」而畫家在戰時無視管制燈火的指令，不聽從嚴斯的指揮，也讓「必須」執行法規的嚴斯恨得咬牙切齒。
戰時南森被禁止作畫，地方警察必須密切監視畫家的舉止，而嚴斯就是執行此職務的警員。當他要將南森的畫沒收時，南森脫口而出：「你想要﹃逮捕﹄這些作品嗎？」而嚴斯回答：「我無非是盡我的職責而已。」而嚴斯這種盲目地履行職責，南森的詮釋是「對自己別無指望」，而在西吉的眼裡是：「他從不忘記自己的任務，……無論在繽紛的春天，還是綿綿細雨中；無論在陰沉沉的星期日，還是在清晨或傍晚；無論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期，他總是在自行車上顛簸
，向自己命運的死胡同裡踩去。」
事實上，戰爭期間「柏林那些瘋子」需要外匯，南森被沒收之八百幅畫已賣到國外換取外匯，這些事實嚴斯也聽說了。但是戰後，不知是基於新仇舊恨，還是下意識地繼續執行任務，嚴斯將從前自南森處沒收的畫偷偷地運到海邊燒毀。當他燒畫時被小兒子西吉撞見，也使得西吉事後得了妄想症，看到某些南森的畫，就覺得畫中有火光，將被燒毀，「擔心圖畫被毀的恐懼」使他發生錯覺，認為必須將「受威脅的作品」偷走，移至到安全所在。南森的畫失竊，奉命要找竊
賊的也是地方警察嚴斯，於是視職責為天職的嚴斯又再度將另一個兒子攆出家門。
而偷畫的行為就是西吉被送到少年感化院的原因，有一天在感化院裡的德文課老師給了一個作文題目〈履行職責的歡樂〉，西吉回想他父親這一輩子就是在履行職責，頓時百感交集，不知從何下筆而交了白卷。事後自願在單獨禁閉室中花了數月的時間寫他的作文，寫下父親、畫家與他三人之間的故事。
作者在書中點出了納粹時期執法者心懷罪惡感，但又最喜歡掛在口中的藉口：「必須履行職責。」作者藉著沒收藝術家作品的荒謬行為，指出納粹政權的倒行逆施，身為警察的嚴斯為軍國主義蠱惑太深，泯滅人性（以及親情與友情），甚至在戰後仍執迷不悟，他的兒子西吉由於罪惡感得了幻覺症。作者想藉此打破德國人盲目履行職責的迷思。
這部小說人物雖然簡單，但是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極為精采，皆出自於作者精心安排，所以藍茨花費了整整四年時間，才完成這部鉅著。從以上故事內容來看，作者把敘述故事的主角安置在感化院裡，讓他以寫作文的方式，回憶一九四三年的往事，描寫戰爭中德國邊陲之地的小警員如何假借「履行職責」，淪為納粹的幫凶的過程。警員嚴斯之類的人物，不過是納粹時代其中一個小小的例證。以主角被罰寫作文作為引子，再將全篇故事鋪陳出來，此一杜撰情節是這部小說
的神來之筆。
綜觀德國的「戰後小說」，十之八九建立在回憶倒敘的框架上。譬如葛拉斯就是藉由《錫鼓》中的奧斯卡從療養院回憶過去的身世，才能「打開話匣」的
；他的《蟹行》(Krebsgang, 2003) 和《剝洋蔥》(Beim Hauten der Zwiefel, 2006)，也都遵行回顧歷史、逆時針的倒敘手法。即或是英國女作家瑞秋‧賽佛(Rachel Seiffert) 於二○○ 一年發表的戰後小說《暗房》(The Dark Room)，也運用同一回憶、倒敘的技巧。而藍茨的《德語課》的小說形式則屬此一技巧的最佳運用。就文字敘述的可讀性和描寫的細膩度而言，這部小說較之葛拉斯小說那種跳躍式的敘述和刁鑽的隱喻，讀來更令人爽目。
《德語課》的道德形象反映作者平實而謙卑的為人及寫作態度，他的真誠，即使嚴苛的著名批評家M. Reich-Ranicki 也不得不給予高度肯定：「他從未背著讀者寫作。」因為他對讀者的真誠態度，使得他所寫的書擁有廣大的忠實讀者群；因為他生性緘默，故不造口業。他是「四七社」（德國文學社團）的成員，也是「四七社」的常客，但不參與批評，他只要以文會友，不願樹敵，因此，左右兩派、藍綠雙方都是他的朋友和讀者。根據統計，他全部小說作品，總共銷售量高達兩千五百萬冊，連享有諾貝爾光環的波爾和葛拉斯都望其項背。一九七二年《德語課》拍成電視劇，使得這部小說流傳更廣，迄今已發行二十五版，其暢銷魅力一直未減。
一九九六年藍茨七十歲誕辰，筆者和他曾有一面之緣，當時他到慕尼黑領取冉袍爾(Jean Paul) 文學獎。我剛好在慕尼黑大學作客一年，慕尼黑大學德國文學研究所教授Karl Stocker 邀請我一同參與盛會。會中藍茨先聆聽文學界Dieter Borchmeyer 教授（筆者就讀慕尼黑大學時的同門師兄）對他充滿學術味的頌詞，之後在面對臺下教授學者時，他謙虛表示自己對理論不很懂，並語帶諷刺地幽了一默：「不會寫作的人，才搞文學理論。」在演講後的雞尾酒會中，我不忘和這位滿臉敦厚的作家聊了幾句，特地向他表示，遠在臺灣的德文學界也在研讀他的《德語課》，不過因為還沒有翻譯，他這麼一部現代文學經典仍走不出學界的象牙塔，實在可惜。臺灣社會大眾曾經歷白色恐怖的專制統治，更需要此書所闡述的道德勇氣和文藝自由創作的精神，以期自省自察。如今，這本翻譯出版，滿足了臺灣學界多年的期待，實值得推薦。
當代小說特區》蘋果
【聯合報／李家同】 2007.03.08 03:44 am
圖／曹俊彥
張爺爺是我們全家的最愛，他是我同事老張的爸爸。我們之所以喜歡張爺爺，是因為他住在鄉下，而且有一個很大的園子，小孩子喜歡去，可以在那個大園子裡玩。
張爺爺的園子裡有一棵好大的蘋果樹，每年蘋果樹會開花，在一個大園子裡看一株開滿白花的大樹，誰都會喜歡。因此老張在每年蘋果樹開花的時候，會邀請我們全家去賞花。當然囉！等到蘋果成熟時，老張會再找我們去一次。張爺爺的蘋果是不賣的，我們要多少，就拿多少。每次去了回來，辦公室的人都可以拿到好多美味的蘋果。
上一次蘋果成熟季，我們又去張爺爺的家了。大人在採蘋果，小孩子互相追逐，瘋成一團，張爺爺坐在園子裡的一張椅子上，看著我們，顯得很高興。老張的小兒子那個時候很喜歡打壘球，他拿了一顆大蘋果，忽然將蘋果想成了壘球，好大聲地叫了一聲：「爺爺，看球！」然後將蘋果向張爺爺丟了過去。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動作，任何一個小男孩都會向他爺爺做的動作，沒想到，張爺爺忽然臉色大變，一副驚慌失措的表情。他好像很想躲避那顆蘋果，但他老了，動作已不敏捷，躲也躲不掉，竟然昏了過去。
張爺爺很快就醒了過來，他一再安慰那闖禍的孫子，這個頑童看到爺爺昏了過去，嚇得大哭。張爺爺看到大家慌作一團，感到很不好意思，張奶奶倒了一杯熱茶給他，他叫大家坐下來，聽他講故事。
張爺爺說他是農家出身，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又開始了剿匪的戰爭，需要很多兵力。張爺爺就是在田裡做工的時候，被路過的軍人抓去當兵的。沒有多久，他的部隊打敗了，他搖身一變，變成了人民解放軍。他發現人民解放軍待遇不錯，而且也不打仗了，反而日子很好過。
沒有想到的是，韓戰爆發了，整個大陸忽然多了一個口號叫作「抗美援朝」，抗美當然是指打倒美國帝國主義，援朝是指援助朝鮮。毛澤東要派兵進入韓國，但他不願以政府的名義派兵過去，於是一夜之間，張爺爺的部隊就變成了志願軍，越過邊境到了韓國。
進入韓國以前，張爺爺的部隊給了每位志願兵三天的乾糧，也警告他們要省著吃，不到餓得吃不消，絕對不要吃，暗示他們，志願部隊是沒有什麼補給的。張爺爺進入韓國，不到一周，乾糧就一點都不剩了，這些志願軍在田裡看到任何能吃的東西就吃，地瓜是大家吃得最多的，至於水，就喝河水。
有一天，張爺爺和幾位弟兄在一座村莊看到了一戶農舍，農舍裡只有一位中年農婦。他們比手劃腳地向她要點東西吃，那位農婦終於搞懂了，她領大家去一大片蘋果園，樹上全是蘋果，這些餓得發昏的志願兵大吃蘋果。這個消息傳開以後，蘋果樹上一粒蘋果都不剩了。
一直到現在，張爺爺都對那位婦人有說不完的內疚，他說她一定是靠那些蘋果維生的。現在大家吃光了她的蘋果，她怎麼辦呢？其實，他又想，只要她能在那場戰爭中活過來，大概就可以繼續活下去。問題是：這位心地善良的救命恩人能活過這場慘烈的戰爭嗎？
張爺爺講到這裡，忽然問我們一個問題：你們有沒有在電影上看過阿兵哥吃東西的鏡頭？我們誰都看過外國的戰爭電影，習慣於那些勇士們如何的英勇，但的確沒有看過小兵吃飯。經過張爺爺的一番話，我忽然想起來，打起仗來，補給當然是送不到最前線的，看來，與其說「英勇」的士兵，還不如說「飢餓」的士兵，來得貼切。
也就是因為那些蘋果救了張爺爺一條命，他親自在他的園子裡種了那棵蘋果樹。
為什麼張爺爺怕那顆丟過來的蘋果呢？話說戰爭進行到最後，終於有一天，張爺爺的部隊和對方短兵相接。張爺爺有一個親如手足的弟兄，就在那最後一場戰鬥中，張爺爺忽然聽到一聲悽慘的叫聲，是他的好朋友叫的，張爺爺發現他血流滿面，而且顯然地，他的眼睛瞎掉了。當時砲火非常熾烈，張爺爺絲毫不能分身去救他。說時遲，那時快，一只手榴彈遠遠地向他們飛來，大家都看到了手榴彈的到來，唯有他的好朋友沒有。他站著，其他人都已躲進了壕溝，結果可想而知。他的好朋友被炸成了好幾片，尤其可怕的是，他的一條手臂落到了張爺爺的身邊。
我們都聽懂了，對張爺爺而言，手榴彈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他孫子丟過來的是一顆蘋果，可是這使張爺爺想起了手榴彈，難怪他昏倒了。
張爺爺告訴我們，他很快變成美軍俘虜。李承晚總統突然釋俘的舉止，使得張爺爺又變成了反共義士，來到台灣，因為他已受過傷，很快就退伍，做了一所小學的工友。結了婚，孩子也爭氣，只是有時免不了會回想起往事。前年，他和張奶奶回到東北去遊玩，曾經走到了中國大陸和北韓的交界處，可是無法進去。如果他能進去的話，很想進去看看那座蘋果園，更想向那位救命恩人表示謝意。
有一天，老張告訴我，他父親去世了，顯然是心臟病突發，可以說沒有經歷什麼痛苦。但老張有點納悶，為什麼身體一直很健朗的父親，會突然去世呢？
我問他張爺爺過世前在做什麼，他說他吃過了早餐，在一張沙發上看報。我問他去世的日子是哪一天，老張告訴了我。我和老張一起到附近的圖書館找當天的報紙來看。
我們找到答案了。張爺爺去世的那一天，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都是同樣的：北韓試爆核彈。對於我們台灣絕大多數人而言，這則新聞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可是對於張爺爺，他感覺到北韓可能要打仗了。如果戰爭發生，他知道北韓的那些善良的老百姓又要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張爺爺的心臟受不了這個大打擊的。
我和老張都沒有打過仗，我們總以為戰爭結束了，人們就可以走出戰爭的陰影。但是，張爺爺看來始終沒能甩掉韓戰陰影。沒有想到，他竟然仍是死於韓戰。
【2007/03/08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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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這篇文章
突然想到昨天在誠品看到的最近出版的...小說
德語課
在易北河的一座孤島上，少年西吉被關在感化院的單人囚室裡罰寫作文，題目是〈履行職責的歡樂〉。這個題目讓西吉回憶起父親（德國最北邊一個偏僻小農村的警察）盡忠職守、履行職責的一段往事。
二次大戰期間，他的父親受命監控一位世界知名畫家的言行，並禁止他作畫。儘管這位畫家是他們親近的好朋友、曾經救過他父親的性命，但他父親仍然選擇盡忠職守，甚至還要當時才十歲的西吉也幫忙監視畫家，但西吉同情這位畫家，主動把這些畫藏起來。戰後，對於畫家的禁令都解除了，但他父親仍堅持繼續監視畫家。
警察父親的偏執，使西吉得了恐懼症，而他偷藏畫作的行為，也終於被父親發現，把他當作難以管教的少年犯送進感化院。西吉在感化院中，不斷回憶起往事，作文越寫越多，甚至不願跨出囚室。他希望能一直寫下去，繼續體會履行職責的快樂……
藍茨在書中鋪陳出一段宛如成長小說的心路歷程，審視瘋狂時代中被扭曲的人性、對立的父子關係，並分析批判了長久以來被視為德意志最高品質的「履行職責」思想。《德語課》是藍茨的成名作，名列世界50大小說，也是德國中學生的指定讀物、每本德國文學史認定必讀的經典。
導讀
職責與罪惡感的矛盾◎臺大外文系教授鄭芳雄
德國小說家齊格飛．藍茨(Siegfried Lenz, 1926-) 的代表作《德語課》(Deutschstunde)，屬於德國「戰後文學」（或稱「廢墟文學」Trummerliteratur）的經典之作，一九六八年出版後就成為暢銷書，其文學寫實對納粹德國社會心態的刻畫與批判，一時造成轟動，在德國受到讀者青睞的程度，凌駕葛拉斯的《錫鼓》，它的知名度甚至直追托瑪斯．曼的《布登布魯克家族》，及作者本人所崇拜的海明威大作《老人與海》，儼然成為現代德國文學的新古典。
由於這本書具有宣揚道德勇氣的教育意涵：其主題闡揚以道德情感對抗虛偽的理性（即對上級的盲目服從），描寫畫家基於藝術的良心職責，杯葛泯滅人性的專制命令，唾棄警察非理性地執行暴力政權所賦予的職責。因此，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這部小說經常被列為德國高級中學高年級的國文教材，影響所及，大幅提昇作者藍茨的文壇地位。
藍茨這位具有高度社會正義感和道德形象的作家，出身於東普魯士的馬祖里（Masuren，座落於現今的波蘭），政治意識型態與德、波混血的小說家葛拉斯一樣， 同屬於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化路線， 兩人都支持民社黨(SPD) 的德國政府於七十年代初所推行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而兩人也都隨著德國代表團，同赴華沙，促成德波邊界協定。
當時的《德語課》一書已發表，藍茨在文壇的聲望甚高，其個性沉默忠厚，行事和寫作風格，與在政壇到處幫民社黨助講、到處批評得罪右派保守勢力的激進派作家葛拉斯迥然不同，前者的小說世界裡，也沒有後者小說人物的怪癖、誨淫誨色、怪異隱喻、辛辣諷刺的特性。《德語課》一書沒有像藍茨這樣一個傳統作家的風範是寫不出來的。「傳統」這個字眼在現代社會固然已遭貶抑，但經由藍茨的堅持，卻具有身處後納粹社會撥亂反正的正面意涵。尤其在六、七十年
代學運方熾，在舉國學生批判納粹右翼復活的社會背景下，傳統價值觀有待釐清。
小說敘述者西吉被要求申論的作文題：〈履行職責的歡樂〉，這個「職責」（Pflicht ，又譯「義務」）概念原溯自康德的道德自律的「絕對命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古典詩人席勒將之擴充為道德情感「對職責的喜悅」(Neigung zur Pflicht) 之倫理觀。經由黑格爾「國家哲學」的引申，以及普魯士提倡奉公守法之軍紀，導致納粹軍國主義濫權，扭曲「職責」的概念，要求國民對國家命令絕對服從。小說作者藍茨反納粹之道而行，將「職責」歸復到傳統「道德職責」的
本義。
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兩位個性截然不同的角色，那就是畫家南森與故事裡第一人稱敘述者西吉的父親嚴斯，他們既是同鄉又是童年遊伴。已經成名的畫家南森，是位樂善好施、知恩圖報的人，他不但收養外鄉的孩子，也長年照顧當年對他有恩，而今落魄的畫家布斯貝克博士，甚至對嚴斯的子女也視如己出。嚴斯的大兒子在戰時自殘、從軍醫院逃出時，畫家幫助他藏匿，但後來當他落到親生父親嚴斯手中時，卻被冷酷無情地直接送回軍中。畫家與嚴斯小兒子西吉更像是一
對忘年之交。
嚴斯則是一個不講情面，只知服從上級命令之基層警察，他是德國最北端小鎮的警察哨哨長，出門執行勤務時一定先一絲不苟地打點身上所配戴的警察裝備。少年時期，南森曾經救起幾乎溺斃的嚴斯。可能就是因為這段往事，嚴斯總覺得在南森面前矮了一截，但他認為不能一輩子欠南森的恩情，「帳總有算清的時候。」而畫家在戰時無視管制燈火的指令，不聽從嚴斯的指揮，也讓「必須」執行法規的嚴斯恨得咬牙切齒。
戰時南森被禁止作畫，地方警察必須密切監視畫家的舉止，而嚴斯就是執行此職務的警員。當他要將南森的畫沒收時，南森脫口而出：「你想要﹃逮捕﹄這些作品嗎？」而嚴斯回答：「我無非是盡我的職責而已。」而嚴斯這種盲目地履行職責，南森的詮釋是「對自己別無指望」，而在西吉的眼裡是：「他從不忘記自己的任務，……無論在繽紛的春天，還是綿綿細雨中；無論在陰沉沉的星期日，還是在清晨或傍晚；無論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期，他總是在自行車上顛簸
，向自己命運的死胡同裡踩去。」
事實上，戰爭期間「柏林那些瘋子」需要外匯，南森被沒收之八百幅畫已賣到國外換取外匯，這些事實嚴斯也聽說了。但是戰後，不知是基於新仇舊恨，還是下意識地繼續執行任務，嚴斯將從前自南森處沒收的畫偷偷地運到海邊燒毀。當他燒畫時被小兒子西吉撞見，也使得西吉事後得了妄想症，看到某些南森的畫，就覺得畫中有火光，將被燒毀，「擔心圖畫被毀的恐懼」使他發生錯覺，認為必須將「受威脅的作品」偷走，移至到安全所在。南森的畫失竊，奉命要找竊
賊的也是地方警察嚴斯，於是視職責為天職的嚴斯又再度將另一個兒子攆出家門。
而偷畫的行為就是西吉被送到少年感化院的原因，有一天在感化院裡的德文課老師給了一個作文題目〈履行職責的歡樂〉，西吉回想他父親這一輩子就是在履行職責，頓時百感交集，不知從何下筆而交了白卷。事後自願在單獨禁閉室中花了數月的時間寫他的作文，寫下父親、畫家與他三人之間的故事。
作者在書中點出了納粹時期執法者心懷罪惡感，但又最喜歡掛在口中的藉口：「必須履行職責。」作者藉著沒收藝術家作品的荒謬行為，指出納粹政權的倒行逆施，身為警察的嚴斯為軍國主義蠱惑太深，泯滅人性（以及親情與友情），甚至在戰後仍執迷不悟，他的兒子西吉由於罪惡感得了幻覺症。作者想藉此打破德國人盲目履行職責的迷思。
這部小說人物雖然簡單，但是故事情節環環相扣，極為精采，皆出自於作者精心安排，所以藍茨花費了整整四年時間，才完成這部鉅著。從以上故事內容來看，作者把敘述故事的主角安置在感化院裡，讓他以寫作文的方式，回憶一九四三年的往事，描寫戰爭中德國邊陲之地的小警員如何假借「履行職責」，淪為納粹的幫凶的過程。警員嚴斯之類的人物，不過是納粹時代其中一個小小的例證。以主角被罰寫作文作為引子，再將全篇故事鋪陳出來，此一杜撰情節是這部小說
的神來之筆。
綜觀德國的「戰後小說」，十之八九建立在回憶倒敘的框架上。譬如葛拉斯就是藉由《錫鼓》中的奧斯卡從療養院回憶過去的身世，才能「打開話匣」的
；他的《蟹行》(Krebsgang, 2003) 和《剝洋蔥》(Beim Hauten der Zwiefel, 2006)，也都遵行回顧歷史、逆時針的倒敘手法。即或是英國女作家瑞秋‧賽佛(Rachel Seiffert) 於二○○ 一年發表的戰後小說《暗房》(The Dark Room)，也運用同一回憶、倒敘的技巧。而藍茨的《德語課》的小說形式則屬此一技巧的最佳運用。就文字敘述的可讀性和描寫的細膩度而言，這部小說較之葛拉斯小說那種跳躍式的敘述和刁鑽的隱喻，讀來更令人爽目。
《德語課》的道德形象反映作者平實而謙卑的為人及寫作態度，他的真誠，即使嚴苛的著名批評家M. Reich-Ranicki 也不得不給予高度肯定：「他從未背著讀者寫作。」因為他對讀者的真誠態度，使得他所寫的書擁有廣大的忠實讀者群；因為他生性緘默，故不造口業。他是「四七社」（德國文學社團）的成員，也是「四七社」的常客，但不參與批評，他只要以文會友，不願樹敵，因此，左右兩派、藍綠雙方都是他的朋友和讀者。根據統計，他全部小說作品，總共銷售量高達兩千五百萬冊，連享有諾貝爾光環的波爾和葛拉斯都望其項背。一九七二年《德語課》拍成電視劇，使得這部小說流傳更廣，迄今已發行二十五版，其暢銷魅力一直未減。
一九九六年藍茨七十歲誕辰，筆者和他曾有一面之緣，當時他到慕尼黑領取冉袍爾(Jean Paul) 文學獎。我剛好在慕尼黑大學作客一年，慕尼黑大學德國文學研究所教授Karl Stocker 邀請我一同參與盛會。會中藍茨先聆聽文學界Dieter Borchmeyer 教授（筆者就讀慕尼黑大學時的同門師兄）對他充滿學術味的頌詞，之後在面對臺下教授學者時，他謙虛表示自己對理論不很懂，並語帶諷刺地幽了一默：「不會寫作的人，才搞文學理論。」在演講後的雞尾酒會中，我不忘和這位滿臉敦厚的作家聊了幾句，特地向他表示，遠在臺灣的德文學界也在研讀他的《德語課》，不過因為還沒有翻譯，他這麼一部現代文學經典仍走不出學界的象牙塔，實在可惜。臺灣社會大眾曾經歷白色恐怖的專制統治，更需要此書所闡述的道德勇氣和文藝自由創作的精神，以期自省自察。如今，這本翻譯出版，滿足了臺灣學界多年的期待，實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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