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選這一段也是有原因的,去年修到了「寄生蟲學」這堂課,裡面介紹了很多台灣特有的寄生蟲,但是卻以日本人的名字命名,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醫師看到台灣受到寄生蟲所苦,於是便致力於研究那些在日本本島根本不會看到的寄生蟲,以造福台灣民眾;由這一段更可以看出日本人決心經營台灣的理想,即使台灣當時只是個小小的殖民地。

  在入領台灣之後,日本政府最先致力於衛生行政,在明治廿八年在大稻埕設立台灣病院,並請東京的台灣事務局總裁派遣醫師、藥劑師、護士到台灣幫忙。後來這家台灣病院改成台北醫院─台灣總督府台北醫院,也就是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的前身。到了明治卅一年,台灣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更積極的進行積極的政策,改善各種醫療設備,修定醫院的官制,以其希望改善台灣的醫療品質。

  比較令我感到興趣的是,為了照顧婦女(由於民情風俗的不同,台灣婦女不喜歡到有男性病患的醫院裸露身體做檢查),因此特別設立了神奇的「官立婦女醫院制度」,例如位在萬華的「台北廳立艋舺婦人病院」,隔年也在基隆、鳳山、嘉義、台南....等等也是設立了婦女醫院,只是可惜的是這個制度開設短暫期間就被廢止。

  當然日本在台灣不只如此而已,以前小時候常常聽到醫師會下鄉到病人家裡看病,其實就是沿用日本再台灣設立的「公醫制度」,其實他的理由寫的很有趣,因為日本發現台灣沒有固定的宗教信仰,而要統一人心(收買人心?)的方式就是利用「到府診治疾病」。雖然最後並沒有報告顯示說採用這種方式是否有對外國的宗教政策有同等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其實這個公醫制「應該」算是成功的。在家裡聽老一輩的人老是讚歎以前的醫師比較好,現在的TMAC也是在推動醫療人文,也是推崇以前的到府看病的制度,其實由此看出這個制度其實是很成功的,可以輕易的拉近醫病關係,也許以後健保局要推動的「家庭醫師制度」可以由此好好的評估、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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